、人性的弱点
如果有人将一叠钞票塞进你的钱包，你将会很难再将这笔钱退还给他。
这是我个人经验之所得。我相信贪欲是人性的弱点，所以我相信，这也是每个人的人生难题。
我的一个例子是：一次，我赴市采访，然后去市采访另一方当事人。第一方当事人在纠纷中处于弱势，于是，他们认为我是来帮助他们的，所以当我要去市时，他们执意要开车送我，我再三推辞，他们就说，他们也要去市办事。
沿途经过一个著名的景点，他们提出去景点观光，我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把我招待好。但我希望保持采访的独立性，所以他们替我买了元的门票后，我为他们两人买了元的缆车票。
当晚，他们又送给我一盒鲍鱼和一盒茶叶，并给我元钱作为返程的机票。我告之，第一，我并不是来“帮助”他们的，采访报道是我的本职工作；第二，通过前期采访，我知道他们是有理的一方，即使他们不给我任何报酬，我的报道也是有利于他们的；第三，我们单位会负责报销差旅费的。
他们见我如此认真，就没有再提钱的事情了，留下来鲍鱼和茶叶。后来，我将鲍鱼和茶叶，转赠给我在市的两名残疾朋友。但是，在我采访结束办理退房手续时，宾馆服务员告诉我说，有两名客人，在前台留下元押金。
我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把地址给我。他们说，以后再说吧。当然，我还有另外的办法解决这笔钱，比如给他们的手机充值，或者上交给报社等等，但我并没有这样做。
虽然在之后的报道中，我仍然坚持客观立场，同样披露了对他们不利的信息。但如今，在反思自己所从事的这份职业时，我认为这是我做得最不光彩的事情之一。
这也是我从业年来，第一次在采访中接受除正当“红包”（如某公司庆典活动时派发给记者的红包、或某单位夜间检查，邀请记者跟踪采访时的“车马费”等等）以外的钱物。多年来，我有很多“受贿”的机会，甚至有人将我堵在厕所里，给我“塞钱”，但都被我拒绝了。
、感激式“行贿”
原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傅桦、原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等人，他们在年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时，其感受一定和我十分相似。
年，是记者被抓，或者被起诉得最多的一年，如傅桦、景剑锋，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李敏、网络报的关键等等。因此，这是最该反思记者这个职业的时候。
在这种时候，我首先曝光自己的一次接受钱物经历，目的是避免“论者都是道德洁净者”的嫌疑。论者，在道德上，未必就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姿态。因此，我认为，反思记者这个职业，其实，就是反思每个记者本人，就是反思我自己，就是反思我们人性中的弱点。
年月，傅桦的校友、原吉林民航管理局副局长张广涛等人，向他举报该单位在龙家堡机场施工中的质量问题。经报社批准，傅桦赴长春采访，出发前，出于感谢，报料人硬塞给他元钱。他一定不会想到，两年后的年6月15日，他因此被龙嘉机场公安分局和吉林省公安厅“打黑办”警察带走，在长春市看守所被关押了天。年月，北京市朝阳检察院以受贿罪，对其提起公诉。
在反思自己的行为时，傅桦说，收了钱之后，他也一直想上交给报社，但最终还是没上交，“这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
去年月日，原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因涉嫌受贿罪等罪名受审。原因是他在采写《山西吕梁一黑恶团伙罪行累累逍遥法外》这篇文章时，报料人成运强支付其所有住宿等费用，还送给他一台价值元的宏碁牌笔记本电脑。
而他的报道称，成运强的弟弟成维秀在一起纠纷中被杀死。成运强认为，吕梁市离石区公安局接警后，没有公正处理此案，没有追究雇凶杀人的薛卫军的责任。
年月日晚，他们的又一名同行，中央电视台记者李敏被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四名干警带走，第二天被刑事拘留。她被指控涉嫌收受湖南商人吴晓辉弟弟吴晓华的万人民币购车。
吴晓辉在年至年月间，曾四次在太原被拘捕，期间他曾反告杏花岭警方和检察机关滥用职权。去年月，其弟吴晓华向媒体求助，结识李敏，并与她成为男女朋友。去年月，李敏曾与北京另外两家媒体记者就吴晓辉案对杏花岭检察院进行采访。
对比上述三起记者受贿案中的“案中案”，我们会发现一般批评报道中相似的利益格局：往往是个体对公司，或者个体对公安、检察院等权力机关等等，总之，是弱势对强势的关系。在这种利益关系中，弱势群体往往是受害的一方，最容易被记者同情。
当弱势群体感觉自己“受害”时，他们时常想到的是记者，他们希望通过媒体的曝光，获得舆论支持，引起更高一级单位，甚至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获得公平、正义。他们认为，记者是“自己人”，是来“帮助”他们的，所以，他们对记者有一种天然的感激之心，他们对记者做出类似傅桦、景剑锋、李敏那样的举动，也就自然而然。傅桦、景剑锋、李敏的受贿，也恰恰是接受弱势一方的钱物。因此，记者受贿的更多可能是：因受害者赠送钱物而受贿。尽管不乏被批评对象的收买，但这种钱财往往更容易被拒绝。
我在采访中发现，还有很多比直接赠送钱物更加隐秘、更能打动人心的细腻手法：比如，当事人请你吃饭，结帐时，他把发票塞给你；比如，他安排车辆供你采访，在你一再推辞之后，他悄悄出钱雇好了一辆出租车停在你宾馆门前，然后打电话告知；再比如，当你在他的书房赞赏一本书时，他马上拿出另一本赠送给你；再比如，当事人自己驾车，不辞辛苦地陪你采访等等。这些做法不留痕迹，也不会让记者感觉十分尴尬。但是，在这种类似于“朋友”的交往中，记者在情感上，在对事件性质的判断上，往往不自觉地倾向于这一方。所以我认为，记者和采访对象应当在采访活动结束之后成为朋友，而不是在采访进行中。
因为，事实上，并非每次弱势者都是正义的一方。而记者的立场，绝不能简单地站在弱势一方，更不能是强势一方，而是科学、正义、法制、人性等等普世价值的一方。
受害者赠送钱物、安排食宿等等行为，所产生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培养”出很多靠骗吃骗喝的“假记者”。安徽省阜阳市是上访人数最多的地方之一，那些上访者视记者为“青天”，可是，当那些衣衫褴褛的农民掏出很多皱巴巴的“北京记者”的名片时，我发现那些冠以“监督”、“调查”等名称的杂志、刊物都是闻所未闻的。上访者们说，他们集体凑钱供这些“北京记者”吃住，几天后，他们回京，从此没有了回音，实际上，“他们却拿了对方一笔钱”。
一些真记者更是心安理得地接受当事人的吃住安排，因为他们的确是来“帮助”他的。比如，一个男人涉嫌被打击报复入狱，妻子聘请律师打官司，而该律师联合一名记者进行策划报道。该律师熟知新闻操作的特性，该记者更是知道如何制造“新闻点”，于是几家全国知名媒体的记者被忽悠前往，但记者们到了实地了解之后，才发现，他们在报料时，严重夸大了事实。
我也在被忽悠者之列。最终，我放弃这个题材。但在那两三天，我和律师、记者们每天都被那位妻子招待，形同旅游。吃饭，到度假村，点的菜、喝的酒，都是当地的特产。律师和记者都称自己人脉极广，能量无限。
我离开的时候，悄悄在宾馆前台给那位妻子留了元钱，作为我的食宿费用。住宿费每晚元钱。
社会不公通常是强者对弱者掠夺，而媒体作为一种监督力量，承载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让弱者获得生而为人的尊严。但在社会阶层中，处于相对上层的记者，却能够让丈夫已经入狱的妻子，每天强颜欢笑，陪吃陪喝；却能够接受衣衫褴褛者的安排，住酒店，吃酒楼，而且不为新闻，仅为拿一笔封口费。这只能让无力者更加无力，悲观者更加悲观。
、“封口费”的土壤
如果把一切罪恶单纯地归结到社会环境、社会制度，那是对人性恶的回避。
比如，新华社作为中国最大的官方通讯社，其记者处处受人尊敬，在新闻采访方面，甚至享有“特权”：很多新闻只能通过新华社发布。年，我在太原采访时，还了解到，新华社总社每年拨给山西分社－万元的办公经费；新华社山西分社共有名编制，却拥有十几辆公务车，所有重大的采访，单位都会派车；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的年薪大约为五六万元，而那时，太原商品房均价为元左右。
但是，在年月日发生的繁峙矿难中，新华社驻山西分社记者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在死者家属悲痛欲绝的哭声中，因为收受金元宝，在报道时，掩盖事实，将罹难人数从人减少到“人死亡、人受伤”。
这怎能简单地归罪于制度呢？
然而，我们在反思记者这个职业时，社会环境、现实体制也永远是无法回避的，尤其是在反思记者接受强势者的“封口费”时。这是记者受贿的另一种形式。
年月日晚，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拍下了令中国新闻界蒙羞的一幕：岁的干河煤矿矿工吉新红在矿内闷死，从月23日开始到日晚，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不是忙于采访，而是聚集在干河煤矿办公楼排队领取“封口费”，多则上万元，少则几千元。戴骁军拍下了真假记者们排队领取“封口费”的震惊场面。
记者监督记者，媒体曝光媒体，但是这种现象是否就此消失呢？我对此并不乐观。
我的判断依据是：年，新华社自揭本社记者及另外名山西本地记者，在“繁峙矿难”中受贿的“丑闻”之后，年月日上午，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兰成长和同事常汉文，带着报社发的工作证，还有一张报社当天开的空白介绍信，去大同市浑源县一个手续不全的小煤矿“采访”，结果，被黑矿主侯四所指使的一帮人围攻致重伤，兰成长被打死。在之前的三天内，侯四已经给了五拨记者的封口费，分别是：元、元、元、元、元。
兰成长的死亡也没有吓退前赴后继的真假记者们，因此，在年又为他们的同行戴骁军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戴骁军在腾讯网年度新闻记者评选中，获得提名奖。
为什么类似事件，虽经屡屡曝光而不绝呢？因为类似事件存在制度上、环境上的病因：黑煤矿产生了滚滚财富，很多县乡干部参股黑煤矿；监管单位和非法生产成为利益共同体；所以当事故发生时，从矿主到当地政府都成为瞒报的主体，官员们更不希望事故影响自己的政绩；矿主们的财富已经多到足以对卑贱生命的漠视，赔钱，是他们处理一个逝者的最简单的办法。
在这种的情况下，媒体的监督作用凸现而出，因此也成为上述各色人等集体攻克的对象。在金元宝面前、在权势面前，媒体能保持独立吗？
、不独立的新闻
年月，在山西临县的泥泞中，我遇到两个来自太原的记者，他们从太原出发时，竟然没带一分钱，原因是他们先被某单位接去采访，然后又派车送到临县，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采访单位没有给他们送“红包”。幸好，其中一位记者的老家就在临县，所以一到临县，他就回家拿钱去了。
原新华社驻山西分社记者鄯宝红、安小虎等人一定十分痛恨这样的记者，因为，正是他们加剧了新闻环境的恶化，如果没有类似的记者，鄯、安等人可能不会陷入泥沼中。可是，当你了解了他们的生存实况后，你又不得不同情他们。
年，山西某省级报社规定，记者出差住宿标准为每天每人元，每天补助元，不能报销所在城市的的士费。某报社则对记者的办公费用实行全年包干制，如每个记者全年基本工资再加上能够报销的各项费用（包括差旅费）总额为万元，如果报销的总额超过此金额，就在其工资里扣除超支部分，该单位的领导还鼓励记者不要花这笔钱，所以记者们接到报料后，首先要问清的是，对方有没有车接送，能不能报销差旅费，能不能管吃住，如果不能就不做报道。
甚至有个别媒体缺少电脑，记者写稿仍用纸笔，报社只为每个记者每月发元的电话卡，记者们联系采访时，都使用自己的手机。某报社没有摄影设备，名摄影记者所用的摄影设备全部是自己购置的，而且报社每月仅为每人提供个胶卷，和元的冲印费。
在一些报社，记者需要承担广告和发行任务，如某报在全省各地级市设立记者站，报社不给记者站一分钱的启动资金，却送给各记者站一年个整版的广告，每个版万元，而广告必须是记者站自己解决。以后每年记者站都有发行、广告的任务，站长每年必须交万元押金，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扣留押金，完成任务才会有提成。站长为了完成任务，将任务下发给记者。因此驻站记者不仅有写稿任务，还有发行、广告任务。演变到最后，驻站记者的主要任务变成拉广告，写稿成了次要的任务。某新闻单位，为了创收，成立各种专版，然后承包给个人，承包者可以以报社的名义招聘记者，记者们都有广告任务，一家外报的记者却持有该报的“记者证”。
记者们所在的新闻单位的角色十分尴尬，他们与政府有着暧昧不清的关系：政府新闻办的日常工作就是做人情关系，充当当地政府和新闻单位联系的纽带。为了搞好与新闻单位的关系，新闻办负责接待好每一个新闻单位的来客。基层新闻官到省城太原办事时，都会给主要新闻单位的领导捎带地方特产，地方政府每年还公费派遣新闻办人员到省城的权威报社“实习”，其主要目的都是拉近与新闻单位的距离。
因此，山西本地媒体舆论监督的现状大抵是：被批评对象通常采用三种途径解决被记者盯上的批评报道：一是走上层路线，请省里的领导给报社打招呼；二是买通报社的领导；三是在没有上述两层关系时，直接收买记者。当一个记者辛辛苦苦采回稿件后，刚进报社，就可能被领导叫到办公室说，那稿子还是别做了吧。
年，兰成长被打死，年，景剑锋案、李敏案、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以及网络报记者关键案等等，都集中爆发在山西，可见，多年来，山西的各种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山西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年初，四川工人日报社遂宁记者站原站长唐克林案因敲诈勒索受贿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年。年月日，原中国工业报社河南记者站常务副站长陈金良因受贿罪，被判处其有期徒刑年，缓刑年。
近年，利用职务之便诈骗钱财而被判刑的记者还有中国工商时报驻浙江记者站记者孟怀虎、中国食品质量报驻四川记者站记者汪启明、经济日报。农村版驻浙江记者站卜军、中国技术市场报记者王彦方等等。
几年前，我在福建一家报社经济新闻部工作，曾追踪报道某镇地税局的管理问题，一天晚上，部门主任打电话让我去吃饭，到了饭店，我发现在座的是部门主任、地税局局长、和一名与该报道毫无关系的老记者，桌上已经是残羹剩饭了，他们之前交流了什么我不得而知，等我吃完饭后，局长请我们去按摩，我那时毕业不久，又刚刚进城，还很无知，以为是正规按摩，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之后才知是性服务。
综上所述，当社会的治理、监管涣散；相关部门，甚至个别官员都可以封杀新闻，媒体不能在市场中，以新闻的公平竞争获得声誉，吸引广告，却可以以“非新闻”的状态生存下来，这就很难保证记者不被异化。
人是社会中的人，古人，今人，白人，黑人，人性都是相同的，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性善恶博弈的结果却并不相同，所以，对人性的反思，终究也会回到社会环境和制度上来。反思，也当是记者的天职。因为我们反思，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看见人性的温暖，冰雪中、汶川地震中、三鹿奶粉含毒事件中，繁峙矿难真相最终还是由《华商报》、《东方早报》、《中国青年报》等揭露出来的，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也是媒体自揭家丑
当李敏等人被抓时，媒体们纷纷质疑抓人的程序。其实，我们也当同时反省：我们应当保持自身洁净，不给他们留下“程序不正义”的机会。
（源自记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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